专访导演董越：从《暴雪将至》到《戴假发的人》

　　北京11月28日电 (记者 高凯)“导演延续了《暴雪将至》的风格，仿佛是同一场雨将另一群人困在那里，演绎出另一番人性挣扎……”一位观众看过《戴假发的人》后，在社交平台留下这样一段话，用“同一场雨”道出董越作为创作者的光影“笔迹”。

　　不停歇的雨、贯穿始终的低压氛围、虚与实的迷雾，加之颇具胶片颗粒感的老电影式的画面质感——从7年前一鸣惊人的《暴雪将至》到如今的《戴假发的人》，在导演董越看来，自己既有不曾改变的创作风格，亦迎来了作为电影创作者，或主动或被动翻开的，“新的一页”。

　　在整个导演生涯中，董越共创作了《暴雪将至》与《戴假发的人》两部长片，从类型上看，都可归为悬疑犯罪，然而，正如董越在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，“悬疑类型只是一个外壳”，从叙事方式到人物塑造，几乎无处不在的文学性或许已经注定了董越在电影中的作者式表达。

　　《戴假发的人》讲述了公益律师孟中在查案过程中，被神秘人拆穿隐藏了二十年的秘密，从而陷入精神困境的故事。以外部的犯罪隐喻人心的动乱，《戴假发的人》不仅是一部犯罪悬疑片，更是对人性复杂幽微之处的一次放大凝视。

　　董越表示，这部作品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在经历多次法考落榜后，陷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。这个故事触动了董越，让他想起了自己在北京求学时，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。多年后，董越决定将它搬上银幕，用电影的方式去探寻那些隐藏在人性深处的欲望与冲动。

　　“我觉得电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，它可以让我们去触碰那些平时难以触及的角落”，董越说，“在创作《戴假发的人》时，我试图通过孟中这个角色，去展现一个普通人在面对命运挑战时的挣扎与迷茫”。

　　“人性更多的是黑白中间的灰色，它在命运的反转变幻中不断闪现差异微妙的不同样貌”，《戴假发的人》中，人性是非善恶的难言难辨，几乎尽皆在孟中一角中展现。

　　对于这一核心人物的塑造，董越直言，自己对中年男性的焦虑有着非常敏感的感知力，“这其中有或微妙或愚蠢的伪装，有各种挣扎煎熬”，事实上，作为片名的“戴假发的人”正是一种隐喻，“它简洁地呈现了这种复杂，并且充满戏剧性”。

　　董越的作品一直在试图去触碰那些隐藏在人性深处的东西，对此他当日说：“事实上我们看到的现实很难说是事实的真相，因为现实中实在有太多偶然和庞杂，我反倒觉得电影更有能力去展现那些被忽视或被掩盖的真实。”

　　谈到《戴假发的人》与《暴雪将至》之间的联系，董越表示，虽然两部作品都以悬疑为框架，但二者在主题和表达上有着不同的侧重点：《暴雪将至》中“丢失的十年”更多地探讨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之间的关系，而《戴假发的人》则着意于更深入地审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模糊边界。

　　尽管仅将犯罪悬疑视为作品的“壳”，但董越作品中从来不缺反转，在他看来，悬疑不仅仅是一种吸引观众的手段，更是一种表达人性焦虑的方式。通过悬疑元素，可以很好地营造出那种紧张和不安的氛围，让观众更加深入地探索人性的复杂面。“完成悬疑，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正是反转”，董越直言，自己对于影片中的反转持“敬畏”态度，“每一个反转都应该有其内在的逻辑和意义，它是故事发展的一部分，也是角色性格和命运的体现”。

　　在设计反转时，董越始终坚持“言之有物”的原则。他认为，只有故事的反转与角色的性格和命运紧密相连时，才能触动观众，“我希望观众在看到反转时，能够感受到角色的真实情感和内心冲突，而不是仅仅为了剧情的起伏而感到惊讶”。

　　对于不少颇具才华的新人导演而言，第一部电影的创作往往更接近于“尽情”的个性化表达，而其后成功带来的更多关注，又令其在第二部作品中理所当然地要更多面对商业、市场、观众等等不那么个人化的问题，感受到某种迷失。谈到自己的“第二部困扰”，董越坦言，《戴假发的人》确实是一次不小的挑战。

　　“第一部作品可能会自我表达更多，因为我不知道主体观众是谁，注意力基本全部放在自己的表达讲述上”，董越表示，第二部作品，自己希望能多了解观众，“这一次在做电影和宣发的过程当中，也在请教各方观众的诉求以及心理预期”，这方面，董越认为自己尚需检验和揣摩的经历，即“去找到某种平衡”。

　　在董越看来，电影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成长的过程。他坦言，自己在首作《暴雪将至》之后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创作总结，然而当第二部作品的创作开启后，仍然会迎来众多新的问题，“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收获还是很大。我没有放弃理解观众，也没有放弃自己的风格”。

　　对于未来，已经连续创作两部犯罪悬疑题材的董越表示，自己并不想被某一类型束缚，“其实我也很想尝试喜剧，那种诙谐喜剧。因为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人，或者说是人性，对此喜剧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”。董越认为，风格可以被视作创作者的一种叙事语气，它或许会随着作者的心境和状态发生变化，而“那些真正定义我的东西不会变”。(完)